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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灿烂时光》遇到的磨擦点

2020-07-26

前阵子刚播映完毕的台剧《灿烂时光》,讲述战后台湾(1945-1950’s)四名男女中学同学,上半部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结束、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其中一对情侣因政治因素殒命,留下的遗腹子交由另一对情侣养大,而倖存的这一对情侣在目睹政治的恐怖后,决定放弃律师生涯,在乡间隐姓埋名,耕种维生,把同志之子扶养成人。下半部的时代背景则是1970年代后半,中坜事件发生前后,遗腹子成了大学生,对自己的身世毫无所悉也对社会漠不关心,他的两名女同学热心的想在校内举办民歌演唱会,却被学校刁难阻挡,另一方面,开铁窗工厂的工人与小老闆暗地编印具有反政府色彩的地下刊物,他们想要找寻上个世代政治受难者的足迹,最后被特务发现而进了监狱。

遗憾的是,本剧收视票房不佳,许多人在思考为什幺?有认为是预算不足,也有认为因为讲政治,所以对政治冷漠的一般人不爱看。这部戏的意图相当明确,就是想拍出台湾人近五十年的政治受难史,而我应该是本片的目标客层,毕竟我对台湾史有兴趣,也关注转型正义议题,但我必须老实招认,看得很痛苦。为什幺一部号称爱台湾的戏会令自认爱台湾的人看得很痛苦?难道是因为我不够爱台湾?我左思右想的结果是,不,是因为这部戏无法令我感觉到在历史剧虚实之间的真意。透过本剧,让我看到了本土历史剧的几重困境:

对历史场景的轻忽

如果《灿烂时光》自觉是「精緻戏剧」,那剧中布景应更在意考证,因为时空距离太近,收看的观众许多人活过剧中呈现的年代,对当时各种空间风景会有记忆。戏剧场景的考证要求会随着不同的类型设定而有不同标準,像前阵子火红的陆剧《瑯琊榜》,设定为架空历史,背景像是模模糊糊的五代十国,那幺场景考证标準可以降低,毕竟一开始就摆明虚拟时空,大家想看的是穿着古装的俊男美女爱来爱去,杀来杀去,观众在意的是呈现超越时空侷限而共通的人性。但《灿烂时光》强调「这是真正的台湾史」,好吧,那我们只好拿真正的历史标準来检验了。

于是我在剧中看到1977年的月台场景,却让女主角搭上一台1990年后台铁才进口的通勤电联车厢,还大辣辣地拍出列车型号。而〈美丽岛〉一曲是下半段剧情重要的象徵物,包括学校吉他社成员因为这首歌而想办演唱会或者男主角低潮时听着胡德夫演唱的录音带,但美丽岛一曲不但在当时尚未如剧中表现得如此流传广泛,后来甚至成为禁曲,胡德夫独唱版本出现的时代也远远晚于剧中年代。

类似的时空错误不胜枚举,这绝非以预算不够作为藉口便可以交代了事,而是面对细节考证的态度轻忽与草率。毕竟历史电视剧不像历史小说,一只笔就可以描绘高山大海、雕栏画栋,也不像舞台剧用精简的象徵符号代替实物,可以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就代称了起居空间。意图呈现「真实」的历史电视剧,场景本身就应该是用以说服观众进入该时代的重要媒介。

看《灿烂时光》遇到的磨擦点

族群想像的贫乏、刻板

台湾政治史中,族群是最重要的关键字之一,从最早定居于此的原住民、到几百年间先祖唐山过台湾而来的汉族移民以及1949年后因逃难而来的大批中国新移民,尤其是被称为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后两者,构成了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基本紧张的族群对立结构。

《灿烂时光》以「本省人」为叙事视角,在上半部描述战后初期的剧情中,「外省人」的形象与新来的统治者形象结合,显得蛮横、不讲理,而与本省地痞流氓合作找日本遗留的黄金,则显示了外省人的贪婪及愚笨,整齣上半部看完,对外省人的呈现就像这几十年来反国民党阵营所塑造的刻板印象:外省人就是又坏又笨,凭恃着军队及高压统治,在台湾人头上作威作福几十年。

到了下半部剧情,女主角出身外省军眷家庭,军人父亲早逝,母亲靠卖牛肉麵养大一对子女,但观众除了「单」这个姓,无法感受到这一家的外省性,不论是讲话的腔调或是剧情所呈现的生活作息及社区环境,都几与本省人家庭无异,但事实上在1970年代,外省人(尤其是眷村)的生活与国民党政府有极深的镶嵌,彼此的我群意识极强,也把拥护政府视为使命,剧中却未交代女主角为何愿意投身反政府的地下刊物,一切像是呼吸般自然,因为就是个有正义感看不惯不义之事的女大学生,所以参加了反政府结社。如此单薄的铺陈,让男女主角分属不同族群的背景设定显得失去重量。

另外,在二二八事件的段落,剧中想呈现当时中部着名的反抗军「二七部队」的历史,但却改写成为以原住民为主力,一名类似谢雪红的女性角色与原住民有合作关係并引进几个突然出现的大学生及地痞流氓。这些改写都与史实相去甚远,不但过度简化当时台中风雷的盛况与组成複杂,也错置了原住民族与平地汉人在这场战役中的角色与关係。

看《灿烂时光》遇到的磨擦点

触及议题广泛却不够深入

观看时,不难发现导演关怀的议题相当多元,除了政治上对言论自由的箝制外,在上半部还描写了禁忌的同性爱、原住民族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下半部则碰触「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时代发端、原住民少女被强迫成为人口交易的对象、台湾本土意识在大学校园中的兴起等等。但每一个议题都点到为止。

甚至连主要描述政治迫害的部分,都显得片段而零碎。例如,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抓人与杀人片段,剧中呈现了大量情绪场面的描写,在人与人的感情上所表现出来的痛苦,与对牺牲者作为悲剧英雄的讴歌。在二二八事件,我们看到被草绳反绑双手,背上还插着名牌的台籍菁英;在白色恐怖,我们看到死囚赴刑场前,上铐的双手高举,比着二条一的手势,我知道导演要召唤观众的情绪,但在这些经典的行刑画面之后,却看不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暴力情境有何不同。总之,都是政府抓人,然后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这其实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普遍对真实历史的不求甚解,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对本土历史剧的期待

拍出好看的政治相关历史剧并不容易,很容易先被贴上立场先行的标籤,也容易使丰富多面的人性退居到时代的命题之后,而使角色平版化,像是想努力符合我们期待中那个时代的傀儡人偶。郑文堂作为台湾中坚世代的导演,在意识形态与人脉关係上与新政府相近,不难想像在新政府上台后,将有可能取得更多资源拍摄具有本土意识的作品,本文看似吹毛求疵,将《灿烂时光》批得体无完肤,但其实嫌货才是买货人,当台湾意识已经来到天然独的一代时,观众已不再满足于想当然尔式的历史样板戏,让人性的真实面貌先于时代的命题出现,才有可能创造出历史剧虚实之间感动人的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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